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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原系主任潘再平寄语青年学子

2019-11-01 19:05:47
[摘要] 寄语青年作为一个人才,品德是最重要的。后来母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后,也继承着语言实践的好传统。记得当时担任“全校外语课外活动委员会”的主任是德高望重的英语系主任方重教授,足见学校对外语实践的重视程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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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人才,道德是最重要的。在道德品质上,一个人必须首先有爱国主义。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应该爱国。爱我们的祖国是第一个也是必要的素质。

在学习方面,我认为我们的德语专业学生应该努力练习基本的德语技能。只有当你有扎实的德语基础知识时,你才能轻松自如地应对。课堂上的四年是指导,进一步的学习是课外的。要真正学好德语,仅仅依靠大学课本中的几篇课文是不够的,还要通过大量阅读和练习来丰富外语技能。

学习外语的时候,不能忘记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。不要想:“我只需要学好我的专业。中文不是我的专业。谁不会说中文?我们中国人说话时可以说话,相信时可以写作。”因此,他们经常不注意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。事实上,如果你不掌握好中文,你会遭受很多痛苦。母语水平是我们知识分子的“老基础”。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精通中文。提高汉语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学习外语一样阅读大量经典著作。

国内外过去的事件

(1976年,潘在平教授在上海以外发表了一份科研报告)

1955年,我从温州进入上海俄罗斯学院,刚刚毕业。作为一个出生在温州的高中生,一个时尚非常落后的小镇,我突然想去上海上大学。激动是不言而喻的。

到达学校后,我对语言实践的浓厚氛围印象深刻。你一踏进校园,到处都能看到墙上的俄罗斯标语:“гоооооооооооооооооссссссссссссоосссссоссссссс105(只能说俄语!),是随时提醒学生,不要忘记用俄语互相交流。后来,当他的母校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时,他也继承了语言实践的优良传统。

当我刚开始学德语时,以外语实践为主要目的的“外语课外活动”正在大力开展。我记得当时“学校外语课外活动委员会”的主任是方冲教授,受人尊敬的英语系主任。这表明了学校对外语实践的重视。

当时,有句谚语说(外国留学生)非常重视北京大学的文学和外国的实践。因此,外国学生毕业后可以立即使用。

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。我高中最好的同学之一是陈宣生。他不擅长科学和工程,他擅长文科。1955年,当我被上海俄语学院录取时,他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攻读德语专业,并在我之前读德语。后来,当我改学德语时,他已经在北京大学三年级了。1959年,作为一名在上海和国外的德国二年级学生,我和其他几名学生一起被派去翻译东德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,他们来上海演出。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希敏同志接见管弦乐队团长时,我也完成了一项翻译任务。同年暑假,当我遇到这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德国四年级老学生时,他竟然笑了(显然是故意夸张)并对我说:“潘哥,你不能跟我说德语。我一句德语也不会说!”他接着说他能读得很好,但不能用语言。195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,他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,直到退休。他翻译了许多材料并出版了军事专著。也许,我们对语言实践的重视的确是我们在国内外的特点之一。此外,我和我的同事在国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:德国人经常问我们:你德语说得这么好,你在德国哪里学的?当我们说我们在中国学习时,他们会觉得很奇怪:我们怎么能在中国学得这么好?另一方面,比较一下德国汉学家,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擅长汉学,但说话有困难。海德堡大学汉学主任德邦教授(Professor debon)向我展示他的一本汉学专著时,他对我说:潘先生,我真羡慕你作为日耳曼学者能流利地说德语,但作为汉学家我很难开口。事实上,这位教授对汉学有着渊博的知识。他寄给我的那本书足以让我学习。

那时,学校的老师很强。以我们的德语专业为例,外籍教师通常是主要科目。那时,除了外籍教师,还有老教授和从其他大学或单位转学来的教师。过去,一些知识分子在德国学习,并在学习成功后把他们的德国妻子带回上海。他们中的一些人,他们的丈夫住在上海,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,他们申请在我们学校教书。

(2001年5月,潘在平教授和来自上海和国外的德国教师智爱迪教授)

我四岁的妻子智爱迪,一个中国名字,是一个非常优秀、博学和受人尊敬的老师。她早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,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中国国籍后,被提升为我们德语专业的第一位正教授。她是著名电信工程和测量仪器专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冰夷的妻子。

朱希伦长期教我们的妻子,也是我们的《德汉词典》的编辑之一。她早年毕业于柏林大学。她的丈夫朱凤仪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,曾是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。

(乔洛伊和她的丈夫邱发祖,我国著名的外科医生)

邱女士教我们语音学,她的中文名字叫秋罗毅,她是著名外科医生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发祖的妻子。

(新中国外语教育创始人李林思教授)

我们德语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李家祥教授教我们语法。早年曾在日本和德国学习,在耶拿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,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,并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外交顾问和国立中央大学教授。

早年在柏林学习的凌宜芝教授来自南京大学。据说他在德国时,致力于保护中国同胞免受不公正和诉讼。

还有严庆喜博士,他很受学生欢迎,并选修了词汇和语法课程。早年,他在德国耶拿大学学习经济学。1979年退休后,他被德国系聘为兼职教授。他捐了一大笔钱(10万元,后来增加到20万元)成立了“严庆喜教授教学研究基金会”,为促进我系的科研教学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也是我们德汉词典的编辑之一。

当时,德国少校主任李姣据说是阎锡山的德国秘书。

从我18岁上大学到退休,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大学之外。退休后,我仍然是一个局外人。是外部世界训练了我,创造了我,创造了我的生活。在五六十年代我出国留学的时候,我接受了良好的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,这使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在商界,我从一个年轻的学生那里接受培训,成为一名知识分子,用他在这里学到的商业知识为社会做点什么。我的生活是由我的母校铺成的,我对此深表感激。(潘在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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